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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原创实事求是:中华书局版《黄兴集》勘误(一)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领袖,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11)《致唐绍仪熊希龄电(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该集此电录自姜泣群辑《熊秉三先生政书》(甲编),无抬头,署名及发电时间为“南京留守黄兴告急。五月十五日”。但笔者发现,1912年5月30日北京《顺天时报》上曾刊登此电。此版本格式完整,正文前有“袁大总统、唐总理、熊理财总长鉴:湘密。前日致唐总理、熊总长(告急一电)”之语,电末为“南京留守黄兴告急叩。寒”。代日韵目“寒”,代14日。所以,黄兴此电发给袁世凯、唐绍仪、熊希龄三人,其日期并非1912年5月15日,而是1912年5月14日。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前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存在的一些错漏也流传至该集之中。(详见本刊《黄克强先生全集》勘误)同时,该集新增的黄兴佚文也存在不少校勘方面的错漏,在一定程度影响到这部新的黄兴文集的质量。鉴此,本文特将对该集新出现的错漏勘误情况,举例说明如下,以期对于广大读者正确阅读和使用该集以及今后黄兴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有所俾益。

(9)《复国务院电(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该集此电录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法令》,由于文内未见抬头、署名及代日韵目社交媒体,编者加注曰:“1912年4月25日社交媒体,北京政府国务院发出通电社交媒体,令各省自行订购的枪械一律由海关扣留,归北京政府收回。黄兴当日复电,请变通此令。”但据笔者查考,1912年4月30日的上海《时报》曾刊登此电,且格式完整。前有抬头“北京国务院鉴”,文末有“留守黄兴。沁。叩”等字样,由此可知,黄兴此电并非发自1912年4月25日,而是发于4月的“沁”日(27日),即为1912年4月27日。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兴集》面世。该集在充分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新发现的黄兴佚文,共收录黄兴论说、文章、讲演、谈话、函电、公牍、诗词、联语、题词等凡601篇(不含黄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参谋部总长,南京留守府留守,及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期间未署名的公牍),近40万字,是为中国大陆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大型黄兴文集,也是迄那时为止最为完善的一本黄兴著作结集,为进一步推动黄兴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该集由中华书局再版。

(7)《复陈虹奎等书(一九一二年四月七日)》。该集为此书所加注曰:“陈虹奎、方灏、张仲衡致书黄兴(时任陆军部总长),请改莫愁湖匾额,拟题为‘一湖千古两中山’,黄遂有此复书。”应误。此书出处为1912年4月8日上海《天铎报》,其标题为“一湖两千古”。但据此文相关文字介绍和黄兴复函内容可知,莫愁湖匾额原为纪念曾国藩和徐中山而名之曰“曾徐千古”,陈虹奎、方灏等为尊崇孙中山,拟将莫愁湖匾额改为“孙徐千古”,而非如该集之注释所说的“一湖千古两中山”。

(4)《复华侨联合会电(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该集所收此文的出处为“上海《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因电末有代日韵目“江”(代3日),故将此电日期定为1912年4月3日,实误。第一,经查,1912年4月20日上海《民立报》并未刊登此电。第二,华侨联合会来电,即“艳电”中有“认捐国民捐银一千元”之语,而国民捐由黄兴4月29日才发起。显然,华侨联合会来电在4月29日之后。第三,经查,华侨联合会致黄兴的艳(代29日)电刊登在1912年5月30日的上海《民立报》和《新闻报》等报上,故华侨联合会来电(艳电)的时间应为5月29日。第四,再查,黄兴的复电,即“江电”刊登于1912年6月5日的上海《天铎报》和6日的《申报》。综上可证,黄兴的江电不可能早于华侨联合会5月29日的来电,故黄兴复电即“江电”的日期应为1912年6月3日。

(1)《在武昌受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时的讲话(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该集所收此讲话,最后一个自然段以上来自《黄克强先生全集》之《努力、服从、协同》(转录自《革命军文牍》第三集,原刊上海《时报》1911年11月11日),99真人手机网最后一个自然段则来自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实际上这是不同记者对黄兴同一时间和地点的讲话的不同记录,不应将两者重复而合为一篇,而应将其分为同题异文的两篇讲话。

(6)《委任长江水师总司令通告(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该集所收此通告来自1912年4月17日的上海《民立报》,通告中缺抬头,以致其对象不明。据笔者查考,1912年4月15日的《申报》刊登此电,有抬头为:“长江各省都督、长江水师营均鉴”。

(原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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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实事求是:中华书局版《黄兴集》勘误(一)

鉴于黄兴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黄兴在世之时,其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就已开始,为介绍、宣传和研究黄兴发挥了重要作用。1968年,罗家伦主编《黄克强先生全集》,由台湾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刊印,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该集汇录此前已出版和新发现的黄兴讲演、谈话、函电、公牍、杂著、译文等508篇。1973年,为迎接黄兴诞辰100周年,该集经杜元载增订重版,将黄兴著作扩充至615篇(含黄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参谋部总长,南京留守府留守,及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期间公牍),约40万字,是为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黄兴著作结集。

(10)《致唐绍仪熊希龄电(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该集此电录自姜泣群辑《熊秉三先生政书》(甲编),无抬头,署名及发电时间为“黄兴(告急),五月十二日”。但笔者发现,周秋光所编《熊希龄集(2)》收录来自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此件中, 其抬头为“唐总理、熊理财总长(钧鉴)”,署名及发电时间等为“黄兴告急。真。印”。“真”,代11日。所以,黄兴此电的日期并非1912年5月12日,应为1912年5月11日。

(8)《陆军将校联合会致民立报馆电(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该集将此电作为附件附于前述之《与李宝成等发起陆军将校联合会缘起(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文之后,应不合适。据笔者查考,1912年4月1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登有此电,抬头为“各报馆鉴”,落款为“陆军将校联合会正会长黄兴、副会长陈蔚叩”。故此电是黄兴为发布陆军将校联合会职员名单而致各报馆的通电,不应附于数月前的发起缘起书之后,而应以《与陈蔚致各报馆电(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为题,单独列为一篇。

(5)《与程德全等发起拓殖学校招生广告(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八日—四月四日间)》。该集所收此广告录自1912年4月8日的上海《民立报》,又以该校成立于3月18日,4月4日开始报到(按:应为开始报名),将其日期定为“三月十八日—四月四日间”,应不确。据笔者查考,该广告自1912年3月30日至4月30日在上海《时报》连续刊登一个月,故其起始日期应为1912年3月30日。

(3)《与汤化龙等发起召开吴禄贞追悼会启事(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该集所收此启事的出处为1912年2月27日的上海《时报》。但笔者将其与原件对照,发现前者错漏之处较多。其中正文的首句“故燕晋大都督”应为“故燕晋联军大都督”,文末还漏掉“谨此公布”四字。问题严重的是,在发起人的名单中,“孙揆钧”错为“孙揆钟”,“李善贻”错为“李华骀”,康泉错为“廉泉”,且多了蓝天蔚、张国溶、舒礼鉴、陈宧、王彭年、周斌、高佐国、何成浚、张华辅等9人,却又漏掉了刘道仁、范绩壬、程用杰、程家柽、秦毓钧等5人。

黄兴

以上三电,1912年6月5日的上海《时报》还以“黄留守催款电文汇录”为题作了集中刊登,每电均甚为完整,由此可证,姜泣群辑《熊秉三先生政书》(甲编)中的这些电文多有错漏,且其后所注日期应为收电日期,并非黄兴的发电日期。(未完待续)

(2)《与李宝成等发起陆军将校联合会缘起(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该集所标此文出处为1912年2月21日的上海《时报》,实误。经查,第一,上海《时报》1912年2月21日并未刊登此文,而是在1912年2月11日就刊登了此文,原题为《陆军将校联合会简章》。第二,此文漏掉了原文中所包括的“暂定简章”部分。因此,此文的发表时间为1912年2月11日,且应补入所遗漏的“暂定简章”部分。

(12)《复熊希龄电(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该集所收此电亦录自姜泣群辑《熊秉三先生政书》(甲编),无抬头,署名及发电时间为“兴叩。五月十七日”。但笔者发现,1912年5月30日北京《顺天时报》上亦曾刊登此电,且格式完整,正文前有“理财部熊总长鉴:湘密”之语,末有发电时间“铣”,代16日。所以,黄兴此电的日期并非1912年5月17日,应为19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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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 20-07-12 09:24  作者:admin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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